立言不朽，本来是中国文人对生命意义的一种独特的追求，自春秋以还就留下了一路足以撼人心魂的足音。树功撰著《中国尺犊文学史》，声言为了三不朽，这对古人来说，的确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原因了吧！然而，对于今人的我来说，不啻听到了旷世久违的声音，真叫人既陌生、又伤感！尘世嚣嚣，无非是灯红酒绿，就不要再去说它了。就是树功感念八年、想要重新续梦的大学——号称人世最神圣的精神殿堂，又有几人著书为了立说？何况为了生命？更何况不是当下的生命，而是生命的未来，要在人之大限后的虚无中求索价值和意义？职称、评奖、升迁，使我们的书来不及覆瓿，就化为纸浆了——是为了更快的出纸、成书呵！西方人谈哲学，就必然想到贫困与寂寞，中国人想到文学就会讲到穷窘和落拓，那是因为精神的生产者与物质的生产者本来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。如今，高等学府门前堵满了物质的巨儿，门后挨挤着精神的侏儒——类似作序的人。树功对学校怀有甚深的感情，我真不情愿让他听我这一番话，但我不能不使他丧气。的确如此，在我们的周围，有多少人能发言玄远，似古人那样作生命的形而上的思索呢？噫，不知树功是今人欤？还是古人欤？
既要不朽，就要言立。树功的书有一些突出的特点，可使其立足学术之林。
这是第一部以尺牍为研究和描述对象的文学史。尺牍，或曰信札，是一种应用性文体。但是，中国的应用性文体从来就不排斥审美的文学属性。尤其是书信一体，多记事陈情，中国古代纯粹的抒情散文即始于书信，书信的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结合亦十分完美，它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文体，抓住了尺牍，就抓住了中国散文的一个“魂”，对它的研究，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散文的发展历程。然到目前，我们却缺少对尺牍的全面梳理与研究，缺少一部描述尺牍发展的文学史。树功孜孜数年整理尺牍，撰出此部尺牍专体文学史，其填补空白意义自不待言。
中国文学史研究自本世纪初发轫，至今已近百年。临届世纪末，重写文学史呼声嚣起，怎样写文学史，亦不乏高言阔论。然总其归途不外两类：一类尚客观，重描述；一类倡主观，重阐释。描述者，在作家生平和社会背景上多下笔墨；阐释者，则以文本诠释一切。二者互有短长。树功此史似偏重于文本，这一体式的确立，是否与书信的特点有关？书信如作家心灵的独白，所戴面纱轻而薄，有矫饰，但不多。作家一生的思想历程、一个时期的精神状态、甚或某一天某一时细致而微妙的心绪波澜，都在尺牍中有准确的记录，打开尺牍，就打开了一扇作家心灵的窗子。古人的生平事迹，或被时光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古人的心，则跳动在他们的书信里。用心灵独白般的文本阐释形式，去论解作家心灵，演绎相隔千百年曾经起起落落的心灵轨迹，更易复活面貌活生生的作家，勾划出一部作家的心灵迹动史。树功选择的这种以文本阐释为主的撰史体式，显然是选择了一条尺牍文学史最佳的叙写途径。这种最佳叙写途径的选择，最终影响了本书特色与成绩的取得。通过尺牍，剖析作家的心态，细致而入微，也就成为本书给人最为突出的印象。如第五章剖析明人“闲”的心态，第六章勾勒袁中郎心灵轨迹，都切中肯綮。书中对作家尺牍艺术的分析，多能扣准作家心理，如第三章载道与明道之辨，第六章对王思任谐谑艺术风格的分析，读来亦觉殊非一般文学史的泛泛之论。
从学院派的眼光来衡量《中国尺牍文学史》，它似非允公允平、中规中矩之作，书中充盈着年轻学者的自由精神。树功此书把自由而富灵性作为衡人、衡文的标准。与此相应，历史上诸多著名作家学者或留下大量尺牍的作家，受到树功的冷待：二程、周敦颐、李东阳、纪昀、方苞、戴名世、戴震等等，有的留下数行空间，有的连此“厚待”都没有。与此相反，合乎自由而富灵气者，哪怕是文学史上的无名小辈，树功也毫不吝惜篇幅，如明宋思澄、清石庞等。与这种铨选一任自由精神相应，书的文笔一改旧的文学史的行文方式，淡化结构意识，文字灵动，颇富文采，把一部学术著作写成了极富才情的散文随笔。僵硬的学术一下子变得灵动鲜活起来，读起来真是一种享受。
当然，这样的衡文标准和行文方式，也带来一些问题：主观情绪化的行文和主观色彩极强的审美观，容易淡化、掩盖理性的审视，甚至造成偏激，使书偏离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。但是，对于私人著述而言，见仁见智，这也是允许的吧。与那些貌似公允、什么都照顾到了、什么都说到了，却如同什么也没说的文学史相比，我宁可读此种虽偏颇却不乏启发的文学史。如今，四平八稳、面目似曾相识的文学史充斥书肆，徒然占有空间而已；面对目前的情况，我们应该鼓励文学史的私人著述，哪怕它很偏激，甚至不成熟。
（本文为作者所作该书序言，略有删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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